当前位置:ag国际馆 > ag国际馆 > 电影虫子

电影虫子

文章作者:ag国际馆 上传时间:2019-10-24

蛛蛛,双声叠韵,把嘴唇嘟起来,舌头悬空,轻轻吐气,一个电影虫子立即诞生在空气中。林蛛蛛,这个名字使我心花怒放,虽然听起来它有点傻头傻脑,没心没肺,但我无比喜欢它。我爱它就像爱我自己。我改名,是因为李管说我的本名像交际花。李管和我关系纯洁,他是我众多的关系纯洁的男友之一,除此之外,他还是当年我们省文坛的第一才子,因此当他说我的名字像一个交际花的名字时,我觉得天就要塌下来了。他说,林白薇,陈白露,这两个名字太像了。要是光听名字不看人,我真以为你是三十年代的交际花,就跟陈白露住同一个饭店。我认为李管的这种说法深深伤害了我。当时我刚刚看完电影《日出》,我一听陈白露这个名字马上就会想起一付棺材,在清晨的薄雾中,在人迹稀少的大街上,一付棺材无声地抬过。在我看来,交际花就是那种花天酒地结局悲惨的女人。数年之后,我才看到普鲁斯特关于交际花的论述,他说:这些既无所事事又用心良苦的妇女所扮演的角色,其魅力之一在于:她们以她们的热情、她们的才能,以及优美的感情所具备的一种梦境和她们不必破费便可轻易到手的一种金玉般的华彩,像名贵而细巧的嵌饰,把男人们毛糙而缺乏磨砺的生活装缀得富丽堂皇。对于梦境,她们像艺术家一样,既不追求实际价值,也不让它局限于现实生活。如此看来,交际花生涯也是一种高尚的艺术事业。但我一开始就已意识到,我即使想当交际花也当不成,我有陈白露(在我的印象中就是电影里的方舒)那么漂亮吗?没有。我有陈白露那么性感吗?没有。我有陈白露那么长袖善舞吗?更没有。但我就是执意不当自己根本没能力当上的人,这是人性之一。到电影厂是一个契机,一个全新的环境,谁也不知道我原来叫什么名字,我趁机改了名,而且一见生人就抢着告诉人家,我叫林蛛蛛。而且我给所有的朋友写了信,声称谁在信封上写我的本名,我将永远不回信。就这样,林蛛蛛这个名字在我的身上迅速滋长,它布满了我的皮肤,漫延到我的血液,然后从我的眼睛里闪烁出光芒,紧接着,林蛛蛛浓密的长发像蛇一样滋滋地长出来,一直垂落到我的肩上。我觉得它有点像整容术,改变了原来的我。我的职业电影生涯始于1985年12月,结束于1990年3月。这段时间我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当编辑,责编过两部电影。广西电影制片厂在八十年代是一个重要的电影厂,张艺谋、张军钊都是广西厂的在册人员,青史留名的《一个与八个》《黄土地》《大阅兵》也都是从这个边远小厂嘴里吐出来的。当年广影和西影是第五代导演的策源地,虎啸龙吟,车辚辚马啸啸,大风起兮云飞扬,蔚为大观。在当年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大门口的空地上,著名导演和漂亮的女演员进进出出,制片、摄影、美工、录音、服装、道具、灯光、剧务,车水马龙,所有人走路都带着弹性,鼻尖上冒着幸福的亮光(南宁是一座炎热的城市,当时还没有空调,从四月到十一月,没有人能不出汗就度过一天),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上我基本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狂欢的时期。我只到机场去接过一次上海导演白沉,我是他将要拍的剧本的责任编辑,剧本是《乡音》《乡情》的路子,有一点淡淡的哀愁。白沉是一个瘦瘦的矮小老头,满头白发,特别白,脸是红的。我小时候经常看旧电影画报,知道白沉,知道他是从香港回来的。我希望这部片子能上,出来一部精湛的艺术片,得一两个什么奖。我至今记得白沉把自己的双手交叉在一起紧紧握着,他说这是他设计的一个动作,让男女主角就这样握着,非常含蓄,但感情全都表达出来了,一句话都不要多说。本来这是一个普通的动作,但经白沉这么一番完全沉浸在剧情中的表演,我立即觉得这个动作真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真是太好了。他还提到了女主角的扮演者,好像是叫徐什么,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她在什么什么时候上别的戏,什么什么时候有空挡,她当时刚刚拍过《秋天里的春天》,比较抢手,但他一定要等到她,白沉希望厂里能马上筹拍,不然女主角就没空了。我一直没有看到《秋天里的春天》,但我牢牢记住了这个女演员。直到九十年代,我才在青艺剧场的前厅看到了她的照片,她的头发中分,全部往上梳,前额高而光洁,看上去气质非常好,美而含蓄,有一点点幽怨。确实很适合白沉的电影。但白沉的电影最终没有上成。当时厂里说要上,过几个月就筹备,让白沉回上海等,我和部主任把白沉送回机场的时候他一再希望厂里要抓紧,部主任则不停地表示一定会抓紧,请他放心。后来就没有下文了。这是我在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四年里唯一的一次责编一个艺术片的经历。商业大潮汹涌而至,所有的艺术片都上不了了。这就是我赶上的电影时代。考虑一部片子要不要上,唯一的因素就是拷贝、拷贝、拷贝。在四年中,我一共责编了两部片子,一部是武打片,一部是喜剧片。喜剧使我想起卓别林,辉煌的默片时代,优美的黑白电影,穷人、浪浪汉、盲女,《淘金记》《摩登时代》《城市之光》,它们像水滴一样滴落,赏心悦目。伍迪.艾伦的一些片子色彩鲜艳形象夸张充满了幻想,他的香蕉有一棵树那么高,蔬菜有一间房子那么大,还有十分有趣的高xdx潮机,说的是未来时代的男女失去了性能力,但是不要紧,这种像电话亭一样的长筒子就是帮助你们达到性高xdx潮的,一男一女走进去,一按开关,性快感从天而降,不论男女,全都哇哇大叫,就像突然着了火。还有前苏联的《办公室的故事》,以及我从未看过但多次听说的《天堂里的笑声》,起码有十个人对我说过这部片子,它被镀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金,光芒与日俱增,我至今对它怀有无限的憧憬。但我责编的喜剧片使我头昏、疲惫、想睡觉乃至深恶痛绝。深恶痛绝,这就是我要使用的词。我讨厌那个剧本,讨厌它的题目,它的故事,它的对话,它的人名。我看哪哪都觉得不舒服。我是一个在文学中浸泡过数年的人,阅读那个喜剧剧本对我来说就像嘴里被人塞满了沙子,有一种生理上的痛苦。但我必须责编这个本子,在领导看来,这是我的福份,是对我的关照。因为这是一个肯定能上的本子,这样我不但能完成全年的任务,而且还能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编辑费。编辑的职责之一,是要到一个干私活的人那里打印剧本,用那种庞大笨重的中文打字机,用蜡纸印油,用手,一张张印出来,然后装订成二十几三十本,分发给有关人员。为这样一个本子付出劳动,我十二分不情愿,所以觉得太阳数倍地大,道路数倍遥远。我看到亚热带的太阳像熊熊燃烧的大火,南宁西郊的道路上尘土飞扬,空气中的每一粒灰尘都闪着黄色的光,我推着单车来到了阳光下,火烧着我的车(车身、车头、把手和坐鞍全都是烫的)和我的身体,我穿着一套无袖的短衫短裤,我的双臂和大腿在太阳底下发出兹兹的声音,皮肤上起了一层看不见的烟,眉毛也要烧起来了,因为我戴的草帽是当时最时髦的那种,在帽沿上有两排樱桃大小的洞以作为装饰,这些洞把阳光聚集在一起,第一排直射我的眉毛,第二排直射我的脸颊(幸亏没有射着我的眼珠),还没有走出十米我就觉得脸上已经起了黄豆大的黑斑,黑斑正在连成一片,我很后悔自己赶时髦,如果这时候有一顶大笠帽,还有一大块布,我一定马上就把布蒙在笠帽上,把自己弄得像下田插秧的农民也在所不惜!好在我是千锤百炼成长起来的南方人,几分钟之后我就挺过来了,我以一种燃烧的状态在太阳底下飞驰,我的血液哗哗流动,脸上红得像一朵花。这时候我就骑到了叉路口。叉路通向广西农学院,那是一条美好的小路,高大的柚加利树的浓荫遮住了阳光,两边是宽阔的稻田,大片的绿色把清凉的水气送进我的肺腑,火焰熄灭了,我全身顷刻变得柔软起来,草帽上的窟窿也不再是敌人,这些洞眼输送着湿润的风,我恨不得它们更大一点。叉路的路面是细沙和细石块(后来它什么时候变成了水泥呢?),既吸水又有摩擦力,还不会像柏油路面那样散发出逼人的热气。这真是最有人性的路面。为了这样的路面我就要热爱广西农学院,我现在还觉得农学是一门亲切的学问,农学院包含了人间美好的事物,在酷热的下午,说它是人间的天堂也不为过。现在,天堂就到了,我越过门卫和大铁门,从后门进入了广西农学院。我继续骑车,我的车轮下是水泥小径,周围是芒果树、榕树、枇杷树、桉树,我穿过辽阔的校园来到教工宿舍区,在一丛青草跟前停了下来。我走上四楼,敲开一扇门,一个戴眼镜的女人把我迎进屋,她白晰、文静,看起来特别有文化,但她屋里满是浓郁的油墨味,她的里屋放着一台笨重的中文打字机,每打一个字都要发出钢铁撞击的声音,她戴着一双深蓝色的袖套,上面沾着油墨,我说是电影厂的同事介绍我到这里来,她点点头,问我急不急。我责编的剧本就是在这里印出来的。我下楼的时候就听到了铁跟铁相撞的声音,这声音一直传到我放单车的那丛青草跟前。现在看来,我并不那么仇恨这部喜剧,它是我电影生涯的一个硕果,比南瓜还大,比冬瓜还沉,是我评职称的一发炮弹,最最要紧的是,这个成果使我实现了从借调到正式调入电影厂的飞越。我几乎就要把这点忘记了,这真是不应该啊!从现在开始,我要牢记这一点。但我无论如果都想不起这部喜剧的名字了。武打片同样使我无地置容。剧本作者曾是南宁的一个知名作家,他后来调到了珠影。他的文字感觉很好,而且他知道我的文字感觉也很好,他随便我给他的本子取一个漂亮的名字。这使我大为兴奋。我呼的一下把自己擦亮,又呼的一下把自己点燃。一只火球在房间里滚来滚去,这就是我当时的样子。词和短句噌噌地往外冒,在我的头顶像焰火一样开放,在黑暗中蔚为壮观。至凌晨一点,这部武打片的片名就有了五十个,它们歪歪扭扭挤在一张纸上。这使我得意洋洋。(林白:19岁开始发表诗歌,后以小说写作为主。现从事自由写作。我的爱与性、我的心痛、我的疯狂、我的黄上衣与木耳环、我的北京和广州、我的恋人我的情敌、我的花与酒、我的西园和明园、我的无赖、我的脚踩三只船、我的喜剧和武打,所有这些,都缭绕在电影厂淡黄色的大门里。)

一我年轻的时候喜欢一种明亮的黄色。比柠檬黄深一点,又比橘黄浅一点。我有一件黄色的上衣,双层夹克,这是我最喜欢的衣服之一。穿着黑色的牛仔裤,理着一个奇怪的发型,一边非常短,另一边垂下来,盖住了半边脸。多年以后张尊还记得这个发式,每次他跟人感慨完了之后就说:林蛛蛛当年真是非常时髦啊,理着一个清汤挂面的短发。发型的确标志着我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那是专门为我设计的一种发型,我的女友方耘把她的两个搞美发的朋友弄到图书馆宿舍来,一男一女,男的左看一眼,右再看一眼,然后嚓嚓就把我的垂肩长发剪掉了。他边剪边说:保证好,你放心!然后我就穿着我的黄色上衣和黑色牛仔裤,顶着这头在全城独一无二的头发游逛在南宁的大街上。在深夜里我像一个骑车的女巫,在白天,我则像一株奇怪的向日葵。女巫这个词不是我说的。但我很喜欢这个称号,我觉得它不同凡响、先知先觉、诡秘飘忽,只有在电影里才会出现,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当某种生活里不可能有的人物,这比称我为博士或学者更要令我兴奋。女巫这个说法最早是李管说的,他是我早年的朋友中对词最敏感的人。李管当时在桂林,我在南宁。那次他正好到南宁开会。有一天傍晚,我到王红家看她给小孩洗澡,结果一进门就看到了李管。他劈头就说:林蛛蛛,昨天晚上我看见你了,头发挡了半边脸。我说:我怎么没看见你。他说:肯定没错,穿着你这件黄色夹克,单手骑车,另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半夜十二点,街上一个人都没有,特别像一个女巫,不是你是谁。在白天,女巫消失,阳光一照,她就变成了一株向日葵。现在我觉得我的衣服不再是那种难以描述的黄色了,它正是向日葵的颜色,在阳光下散发出炫目的金黄。葵花这种植物使我首先听到一阵歌声,"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我们放声来歌唱",在歌声中万人集会、欢庆、游行的场面像海水一阵又一阵地涌来,我们手持纸做的葵花,成为这海水的一部分。葵花是我们从小到大看得最多的花,它出现在银幕、舞台、墙壁、报纸、黑板、课本、信封、信纸、笔记本、像章、瓷盘、茶杯、脸盆上,并在我们的手上成为一种一开一合的道具,在游行队伍里,哨声一响,我们同时打开,葵花在我们的头顶一片金黄(如果我兴致不高,或者头晕,我就会觉得这片葵花是一片屎黄,屎黄当然是最难看的),哨子响两声,我们把葵花关上,一片黑脑袋重新露出来。在南方,在我们的小镇上,我很少看见真正的向日葵,那种有着宽大叶子、焦黄饱满的圆盘、并且神秘地绕着太阳转的向日葵,如果偶尔见到,我就会惊呼,并且停下来看上半天,我喜欢它那种动人的明亮。但在更多的日子里,葵花是一种简化了的符号,当它出现在信封上时,它是一个椭圆,周围是一圈小些的半圆,这使它看上去像一只蛋壳上沾了一圈虫卵,丑陋无比。这种图案铺天盖地,像泥沙一样多,在我八岁到十八岁,我完全丧失了对这种花朵的感受能力。直到凡高在中国出现,向日葵才获得了再生。它们身上的颜色一层又一层,神经质的筋络动荡不已,犹如寂静中一声响镲,纯黄的花瓣在炽烈的燃烧中生长,在这时,真正的向日葵才从泥土中上升,成为不朽的事物。在八十年代,我身穿黄色的上衣,微歪着头站立在旷野上的照片让我联想起一株向日葵,阳光强烈,天空湛蓝,我上身的纯黄在燃烧,头发在燃烧。但当我找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身后并不是一片蓝色的天空,而是一片红色的壁画。壁画在一面山崖上,山崖从江水里伸出来,需要租一条木船才能到达。我侧身站在崖画前,身后是密密麻麻的红色的青蛙,这张照片大概摄于86年或87年,地点是广西宁明县。在我的旧影集中,我身穿黄色上衣的相片比比皆是,它们分别摄于广西的百色、隆林、田林,云南的文山、马关、麻栗坡、富宁,广州、深圳、珠海、北京,影集里一片金黄,就像无数棵生命力旺盛的向日葵,开放在祖国各地。由此我认识到,虽然我没有分到房子,我仍然应该感谢电影制片厂,它是我呆过的单位中最有趣的地方,它虽然没有给我房子,却给了我自由。有什么单位不用上班就能领工资呢?有什么单位总是让你看电影院里看不到的电影,而又出钱让你到祖国各地到处走动呢?我真是一个有福的人啊。一只电影虫子掉进了电影厂,就像一条蚕掉进了桑田里,桑田无边无际,又肥又嫩又大的桑叶就像海水一样无穷无尽,我吃完一张又吃一张,最后我会变成一条蚕精,通体透明,金光闪闪。这样的福份从天上掉下来,像一张面饼,叭的一下就砸在了我的脑袋上,这件好事我在图书馆干活的时候真是连想也想不到。我特别喜欢回想我到电影厂报到的那一天。推荐、考核、面试,像风一样吹过去,我口袋里放着图书馆的介绍信,骑上单车,呼的一下冲上了七一广场。那是十一月份,南宁最美好的季节,酷热已经散尽,凉爽袅袅婷婷,所有的树叶都呈现出一种深秋的墨绿,所有的墨绿都变得更加肥厚,完全是一派丰收景象。我走在大街上,就像一个农民走在收割的田野里,风是金风,露是玉露,满城的树叶都发出哗哗的喧响,它们一会儿把浅色的背面翻过来,一会儿又把正面的深色翻过去,这使满街的绿色深深浅浅,层次丰满。阳光在叶子上跳荡,绿色煜煜生辉,天地间一片辉煌,连世界上最丑陋的牛肚果(即木菠萝,外壳像牛胃,深棕色,有密密麻麻的凸刺)在秋天午后的光线下也变得像一面面金锣,在明亮的蓝天下当当敲响。朝阳路、火车站、中华路,往左拐,衡阳路、友爱路,在友爱路尾,这个城市的尽头,马路的左边,就是广西电影制片厂。淡黄色的大门,寂静而神秘,我穿过铁栅栏,穿过一大片空地,穿过花坛和收发室,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四楼的左边就是文学部。整个文学部静悄悄的,只有一间办公室开着门,我探头看见部主任一个人正坐在办公桌前,我说:我来报到了。主任说:好,好。他带我到二楼财务科,把我的工资关系交给一个女同志,然后领我到图书室借书。主任说:这段时间你的工作就是读书,先熟悉电影,每个星期一上午九点来开例会,星期六下午四点来扫地,其余时间在家。然后就没事了。我又沿着友爱路、衡阳路、中华路、火车站、朝阳路七一广场一路飞车回家,满街的叶子再次沙沙鸣响,纯银的音色在晴空中化作漫天的清流,从我全身敞开的毛孔长驱而入,直抵我的五脏六腑,我的身体溢满了因膨胀而轻盈的气体,有一种力量将我往上托,我既在浪涛上,又在空气中,所有的房屋大楼、电线杆、交通亭、垃圾筒,所有的树叶,连同牛肚果,统统都在说着同一句话:不用上班了!每天都能睡懒觉啦!自由从天而降,朝辞白帝彩云间,泪飞顿作倾盆雨,便从衡阳到朝阳,李白杜甫和毛主席的诗篇像飞箭,嗖嗖掠过我的血液,发出噼噼啪啪的火光。到了星期六,我就兴冲冲地去扫地。已经有整整一个星期不去上班,我觉得不太对得起我的工资,于是把扫地当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到厂里面积辽阔、荒草丛生、落叶满地堆积,我觉得要从四点扫到六点是很有可能的。我早早就到了,文学部三个办公室都关着门,一个人都看不到,我没有钥匙进不了,只好在楼道里徘徊,我徘徊了差不多半小时还没看到有人来,于是我又从四楼到一楼,从一楼到四楼,上上下下走了几个来回,还是没有人。已经四点过了,我有点着急,看到楼道里有一个半人高的大竹扫帚,拿过来就在楼道里扫了起来。扫了几下,又觉得一个人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扫地比较奇怪,有一种上不着天下不到地的悬空感。我疑惑着放下了扫帚,重新下楼。我走到办公大楼旁边的橱窗跟前,那是一个要塞,谁来都要经过那里。我打算等到有人扫地我才扫,否则我无法确定自己在一个新单位的行为。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文学部的同事,我向他打听包干区。他说,包干区就是你我脚下站的这块地方,没什么好扫的。说完他就到收发室看信去了。我左右看看,其他部门有人拿着扫帚陆续出来了,没有文学部的人,我内心感到无比孤独,如芒刺在背,有一种四面受敌之感。好在只是方寸之地,我几下就扫完了,我有些不放心,又去问别的部门的人。那人瞪着我说:你们文学部经常出差,包干区就那点。扫完地上楼,文学部的秘书才来。她告诉我部主任出差到北京去了,下星期一不用来开会,主任让她布置我看剧本并提出意见,但又没留下本子。她让我先看看书,等主任回来再说。这样我就可以回家了。这就是我第一次到电影厂上班的情形。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整整一个星期不用来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不管谁当部主任,都会经常到北京去,主任一不在家就不用来开例会,扫地也是不用扫的,一年扫两次就够了,十一一次,元旦一次,你一次都不扫也不会扣你工资。有时候连着两三个星期都不用来上班,连你自己都忘了是电影厂的人,这时厂里却来了电话,说厂里发广柑橘子了,你快来拿吧,水果不能放。有时是白糖,一发就是十斤,有时是排风扇,一人一个。当年电影厂经济效益甚好,经常有东西发。我用自行车把一筐新鲜的广柑、橘子、芒果运回家里,整日睡大觉、写小说、谈恋爱,我边写小说边吃水果,每天要吃一两斤,这边刚刚吃完,那边又通知说厂里发水果了。那真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幸福时光啊!这样的好时光再也不会有了。为此我永远都要感谢广西电影制片厂。假如厂里现在还能发得出工资,不但发得出工资还能给我分房子,而且不用坐班,假如有一天它说:林蛛蛛你回来吧!我一定会连滚带爬,昼夜兼程,像飞蛾扑火那样奔向它!当然,这只不过是我的痴心妄想。二我身穿黄色衣服的照片有一张摄于广州,那是一身黄色的连衣裙,我歪着头站在东方乐园的门口,面带微笑,兴致十足。

本文由ag国际馆发布于ag国际馆,转载请注明出处:电影虫子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