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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春舫与褐木庐藏书,全语言透镜

文章作者:文学小说 上传时间:2019-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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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2=800) window.open('');" onload="if(this.offsetWidth>'800')this.width='800';if(this.offsetHeight>'700')this.height='700';" > 宋春舫在青岛褐木庐门前 图片 3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褐木庐藏书票。宋春舫是中国最早创作和使用藏书票的作家。 编者按:许多人知道宋淇,多因张爱玲的缘故。不为人所熟知的是,宋淇为中国现代戏剧先驱宋春舫之子,他在香港电影界、文化界都有相当影响,对文学批评、翻译、《红楼梦》均有心得。除张爱玲外,他与夏志清、钱钟书、傅雷、吴兴华等皆有深交,是现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文化人物。下文由宋淇之子宋以朗口述祖父、父亲的人生经历及与友人的交往等,独家披露诸多细节,提供大量一手资料。 我1949年出生于上海,几个月后就跟随家人到了香港,1968年离港赴澳洲,再赴美。我在美国呆了32年,这辈子多数时间不在香港,直至2003年回港定居。由于当年年龄较小,爸爸甚少向我提及家里的事情。但是到了1985年,我曾经回来过香港多次。回来也没什么事情可做,爸爸有空就跟我闲聊,说说有关家里以前的事情。我的看法是,我爸爸说的事情未必全是真的,因为我觉得他有时在跟我编故事,有些细节实在太匪夷所思了。我爸爸已在1996年去世,我无法向别人去求证这些故事的真假,我问过姐姐,她说都没有听过。那我现在就讲讲有关宋家的故事。 家世与教育 我爸爸对我说,宋家和清末光绪帝还有一些渊源。光绪最宠爱珍妃和瑾妃两姐妹,作为打赏,特许她们的一个哥哥在上海办白鸽票,一种古老的彩票。这位旗人觉得工作繁复,就交给一个汉人,这个汉人只需要上缴固定钱就行。汉人自己赚了多少钱,没人知道。 这位汉人有个女儿,她嫁给了我的曾祖父。关于曾祖父的历史,我并不知道很多。曾祖父估计不是一个特别出色的人,家庭背景未必很好。为什么这样说?是根据我爸爸所说的两件事:第一是我的祖父宋春舫先生15岁考中秀才,曾祖父很惊奇,为什么就能生出这么一个聪明的儿子。根据这个理由,我觉得曾祖父所受到的教育并不是很好。第二,宋家这么富有,但曾祖父却十分节俭,对于钱是比较“手紧”的。我爸爸宋淇和他的弟弟宋希和曾祖父一起生活,爸爸跟我说了一些曾祖父的生活方式,例如说吃西式的早餐时,小朋友只能吃白面包,而曾祖父就会有“私家”牛油。对此,曾祖父解释说,“小朋友吃太多牛油对身体不好。”由此可以推出,曾祖父这么节俭的性格是因为宋家原本并不富有。 对于曾祖父的历史,我爸爸宋淇写有一篇文章,跟他的口述史大有不同。根据他的说法,曾祖父名叫宋季生,年幼时随父母自吴兴“逃长毛”而到上海,遂定居,通文墨,稍谙英文,经商;曾祖母名为徐碧云,出身海宁世家,和王国维家为近亲。王国维逝世时,出版观堂全集《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祖父宋春舫作序,序中称王国维为表兄。王国维和宋春舫是不是真的表兄弟,我也不太确定,在《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的序中可以看得出他们并没有太亲密的关系。 由于曾祖母是富家女,通诗书,督自己唯一的儿子甚严,还聘了吴兴宿儒郁颖芙为老师,辅导我的祖父宋春舫先生。清末,我祖父前往原籍吴兴参加清朝最后一次童子试。我爸爸宋淇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说:“他十三岁考上秀才,非但使祖父祖母觉得骄傲,而且也是使我们小时候神往的事情之一。现在我们还保存着一张他穿上秀才衣服的照片。”可惜,现在这张照片已经找不到了。 我爸爸在文章里还提到:中试之后,宋春舫在母亲的督导之下,攻读现代以及西洋课程,包括拉丁文及英文。1910年,入读上海圣约翰大学。这学校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宋春舫在里面学到英文和一些拉丁文。在圣约翰大学里,当时全校英文第一名是宋子文,而中文第一名是宋春舫,号称“两宋”。 欧洲游学 宋家的经济富裕,是由于两段婚姻才有钱的。一个是因为曾祖父娶了徐家的女儿,第二个就是祖父宋春舫娶了朱姓女子,也就是朱润生的姐姐朱伦华。 年轻时的祖父讲求自由恋爱,喜欢他的表妹。但是曾祖父希望他娶比宋家有钱的朱家的女儿朱伦华。然而祖父执意要和表妹在一起,所以曾祖母就说下狠话,如果要和表妹一起就一分钱都拿不到。于是,祖父就做了一个决定,同意娶朱姓女子,但前提是可以到外国留学,毕业回来就结婚。他的父母也同意了这个“交易”。 1912年,祖父去了欧洲,在欧洲的第一站是巴黎大学,其实并不是称为巴黎大学,按照法文是Sorbonne,中文翻译通常来说就是巴黎大学。根据我爸爸的说法,在那段时期,祖父有的是钱,每晚都去戏剧院。当时去戏剧院、歌剧院是需要穿晚礼服的,而他就每晚穿晚礼服,还有自己的马车载他去戏剧院,看了很多戏剧。在欧洲的时候,祖父还到了瑞士,在日内瓦大学完成学业。 祖父宋春舫很有语言天赋,会多国语言,但至于究竟是多少种语言,我也不太确定,因为大众说法不一致。对此,我爸爸在纪念父亲逝世两周年的文章《两周年祭》里有提及。根据爸爸文章的说法,我祖父能读,能说,能写的至少有英、法、德、意、西班牙五国语言,能读的至少还有几种。希腊、拉丁都通,而且拉丁曾下过七年苦功。在他四十岁以后,他还开始读俄文,一两年后已经直接看原文了,但他却在日语上碰壁,自认失败。因为语言上的便利,他能很容易地看各国剧本的原作,用不着翻译的帮助。 在欧洲,祖父宋春舫找到了自己真正有兴趣的东西,就是西洋戏剧。他知道自己最终会回中国,一旦回国就不知道何时才能重新回到欧洲。而一旦回国后,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北京,都没有办法每晚去看戏剧,同时与戏剧有关的资料也不是想要看就可以看。所以,他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可能把有关资料买下来带回中国。当时欧洲正值战争,许多人的生计没着落了,唯有将家当拿出来变卖,其中就可能包括藏书。而宋春舫有的是真金实银,所以他不断地把书买回来,最多的一次带了三千多本书回中国。1920年春,宋春舫作为外交官再度赴欧洲,按照他的说法,大概是1920年左右,他把这批书都带回中国。 回国任教 他从欧洲回来之后就到了北京,先后在清华和北大担任教授,通过授课、讲座等方式向学生介绍一下欧洲和西洋戏剧当时的情况。1916年初夏,祖父回国先后担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讲授欧美戏剧及戏剧理论。在中国大学讲坛开设戏剧课,宋春舫是第一人。而当时,他在北大也认识一些教授,包括校长蔡元培。 祖父留学回国后就完成了婚约,与朱伦华结婚。他假期和妻子到杭州度假,感叹着杭州的好山好水。但是某一晚他俩住旅馆竟遭到五次警察查房。祖父非常喜欢杭州这个地方,但多次被查房很烦人,就决定自己在杭州盖房子。而这间房子就是“春润庐”。 祖父平时基本不去那里住,只是交给一个船夫作为管家打理房子。一些朋友去杭州,祖父都会建议他们到他的房子去住,免得被人查房。许多去过住他房子的人,都和北大有关系的。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蔡元培当时和北洋政府意见不合,所以辞职不做去了海外。但由于他依旧心系中国,所以偷偷回国,一方面他想近距离观察中国,一方面他又不想暴露行踪,所以他就在春庐居住了几个月。但最后还是被北大的同事发现了,登门邀请回归北大。从徐志摩的日记里也考证得到他曾经来过。 移居青岛与褐木庐 我爸爸曾撰文写过,有很多人觉得宋春舫环境太优越,家庭,学校,社会一直都一帆风顺,没有碰到重大挫折。但在1924年,宋春舫32岁,堕马伤肺,因此吐血,然后患上了肺结核。1925年他辞去所有教职,到青岛疗养,以后一直没有脱离这威胁,两三年就会重发一次,最危险的一共有五次,直到1938年逝世。可以说,他的生命不过是一串病,使他永远无法专注于工作。 根据当时欧洲的一些医生的说法,患上肺结核就应该搬到一些空气比较清新的地方居住。祖父选择了青岛,靠近大海。由于是养病,需要住很长的时间,他就在青岛盖了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地处福山路,至今依然存在。住在这条路的人多数是名人。宋春舫的房子的门牌号码应该是4号,康有为的是6号,康有为也是在这个住处里去世的,究竟食物中毒还是被下毒至今也只是个谜。而附近还有其他名人,像沈从文等。 由于是长住,所以他就把在欧洲带回来的几千本书都带去青岛,并在房子的旁边盖了一个小图书馆,名为褐木庐。他把二十余年苦心搜集的西洋戏剧书刊均“聚书其中”。褐木庐,是由三个法国的戏剧大师的名字组成的,高莱依、莫里哀,意味着向他们致敬。 梁实秋在自己的《雅舍小品》中曾描述过褐木庐:“我看见过的考究的书房当推宋春舫先生的"褐木庐"为第一。在青岛的一个小小的山头上,这书房并不与其寓邸相连,是单独的一栋。……在这里,所有的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框里,框比人高,但不及栋,我记得藏书是以法文戏剧为主。所有的书都是精装,不全是胶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烫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闪闪发亮,也许这已经超过了书店的标准,微近于藏书楼的性质,因为他还有一册精印的书目,普通的读书人谁也不会把他书房里的图书编目。” 这个图书馆确实的藏书量,说法不一。我这里有些资料,说是共有5111册书,但我也不确定。因为从图书的编号上,又已经编到七千多册了。为什么有关于藏书数量的各说各法?可能是因为藏书在不停增加。刚开始,宋春舫在欧洲带回来的有三千多本,后面不停增加。我曾在美国波士顿的哈佛大学中的燕京图书馆找到过一本关于褐木庐的书《褐木庐戏曲书写目》,由宋春舫出版,扉页有他用文言文写的“自序”。 宋春舫的褐木庐,成为当时青岛的一张文化名片。当时在中国有七千多本外文书且大多有关西洋戏剧,是件不简单的事情。据传,胡适组织人员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曾来青岛参观了褐木庐,见到莎士比亚作品很多,仅《哈姆雷特》就有5个各种文字的版本。时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梁实秋得意于自己的国外戏剧史料及莎士比亚研究资料的收藏,但参观了“褐木庐”的藏书之后,也被祖父的藏书折服。当时青岛的国立青岛大学名流汇集,像杨振声、闻一多等都有留学背景,可以推测他们都是褐木庐藏书楼的读者。 值得一提的是,祖父宋春舫是最早创作并使用藏书票的作家。不少原版的外文戏剧书的扉页上都贴有宋春舫制作的藏书票,上面有他的名字以及一个号码,应该是他自己做的书的编号。这种藏书票近些年流入市场,藏书家如上海的陈子善、台北的吴兴文、香港的黄俊东专程到北京收购。

尊敬的女士、先生、学者和教授们:

请允许我以这样冒昧的方式将我所要说的内容呈现在诸位面前,如果不是出自必要性的审慎考虑,以及对本次世界哲学大会的尊重,我绝不会使用这种故弄玄虚的形式引起诸位的关注。形式只是次要的问题,相信诸位看完我要讲的内容,便会忘了浪费在稍显冗余的形式上的时间所引起的烦躁。一旦您明白了我要说的事,便会发现时间不再是一个问题。我们有的是时间。

不过眼下,为了使您尽快搞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还是长话短说。

首先我要说明一下,这封信会出现在本届世界哲学大会的“自托马斯阿奎那以降的反分析主义伦理哲学分议场第三次小组会议”——也就是您正在召开的会议现场,是托了我的朋友金敏珍女士的帮助,您和她非常熟稔,我不用再介绍。这位女士不仅在韩国宗教哲学界享有卓著的声誉,也是一位人品高尚、热心善良的人。我和她素无交情,从未谋面。半个月之前,我在实在没有门路的情况下冒昧地给参加本次大会的所有哲学团体和人士发了邮件,只得到了她一个人的回复,这位女士不仅立刻相信了我的故事,并强烈主张我速速把那个东西寄来,连带写一封说明文件,好让她在大会上代我向所有其他人证明这件事的真实性。这便是这封说明信的由来。而那个东西,托了国际快件的福,已经在您的手上了。

至于我,则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一名商人。我的祖先是最早在中亚地区定居的伊朗游牧民族,受到阿拉伯人和蒙古人的侵扰,从塔吉克地区南下,最后在撒马尔罕附近的盆地扎根下来。我们曾经是个庞大的家族,家族中最显赫的是我曾祖父这一系往上的某位男性,他曾在列基斯坦神学院教授天文学,当时兀鲁伯还没死呢。到了我曾祖父这一代,我们家族已经衰亡殆尽。我祖父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性格外向大方,从小就拥有极高的语言天赋,得益于我曾祖父有意的引导,十来岁时便掌握了七八门语言。我曾祖父本意想让他进神学院,延续家族的传统,可当时国家局势混乱,不安定因素太多,我祖父便决定从商。我这么说您别笑话,在这之前我曾祖父这一系都是知识分子,在撒马尔罕可都是德高望重的人物。经商这样等而下之的事情,实非曾祖父所愿。好在我祖父脑筋不差,手脚勤快,又有语言上的便利,经商倒也做得有模有样。只是在我们这个地方,经商就意味着动荡,我祖父离开撒马尔罕,迁徙于各个草原、沙漠和城镇之间,回归了祖先的那种游牧式的生活,我父亲继承了祖父的经商事业,再到我,已经是从事这营生的第三代了。

我跟着父亲和祖父在沙漠和耕地上成长,很可惜,我没有遗传祖父那样的语言天赋,至今能说的也不过只有俄语和乌兹别克语,国家独立稳定之后,连俄语也快忘光了——看到这您可能会迟疑,那么我是怎么写出现在您看到的这种语言的呢?我难道不是一个你们语言的熟练使用者吗?莫非是有人代笔不成?请别着急,我发誓这封信乃是我亲手所写,这些疑问正是我接下来将要解释的。

顺便说一句,我祖父是卖衣服的。不不,他既不是裁缝,和时尚、设计、艺术也没什么关系。他卖的就是那种最基本的、符合现代人穿着规范、令人出现在城里不至于看上去像个笑话的衣服。在我们这里,假如一个生活在草原或是沙漠里的人,想要改变主意搬到城里,讨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就得先改变他的外表,把那些土里土气刺着绣镶着边儿的衣服脱下来,换一身合乎文明礼仪的衣服。我祖父就是干这个事的。当然了,反过来也一样,若是有城里的人脑子一热想要重返他灵魂的故乡,也可以在我祖父这里买到称心如意的衣服。与其说我祖父卖的是衣服,不如说他是在售卖身份。这里面的工序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是有一百多个民族的地方,想要搞清楚每个民族的文化习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总之,我祖父在这件事上做得很成功。我不是说他赚了多少钱——这件事儿不赚钱,我是说,人们信任他,乐意和他交朋友。这份事业到了我手里,已经没什么难度可言。我是个着实平庸的人,这不是谦虚。既没有多么杰出的经商才能,在别的事情上也没有什么天赋,我的客户都是祖父累积的结果,同我祖父做买卖的人,他们的后代又同我父亲交易,后代的后代又认识了我。就是这样。

不过,或许是血液中还留有一些祖先的痕迹,我是个喜欢阅读的人。小说、诗歌、宗教,什么都有兴趣看上两眼。我祖父有一个箱子,那里面还留着一些从我曾祖父那里传下来的经书、绘本和俄国小说,一些地理图册,还有几卷发黄的小册子,写着一些稀奇古怪的符号。那是我祖父同父异母的弟弟的手稿。我祖父的弟弟,我们姑且叫他J吧。他去世很早,不到二十岁就死于一场恶疾。没有结婚,也没有留下任何子嗣。J和我祖父的性格截然相反,不能讲性格内向,恐怕说是达到了一种自闭的境地。他的母亲是塔吉克人,因此说的是波斯语。我曾祖父待他母亲并不好,据我祖父说是因为那个女人性格暴烈的缘故,我曾祖父很快受不了她,给了一笔钱让她们娘俩离开了撒马尔罕。J直到十岁出头,才回到我曾祖父身边。他们头一次见到这孩子时,就发现他身上的奇特之处,他只讲波斯语,并且拒绝学习任何能够与其他人沟通的语言。只有我祖父能够与他简短交流。后来大家才慢慢得知,他们娘儿俩离开撒马尔罕后,搬到了费尔干纳盆地那边去生活。那是乌兹别克斯坦在吉尔吉斯坦的飞地。由于不通晓当地人的语言,便只有娘儿俩相依为命。那个女人几乎没有任何文化,当地人只当她是疯子,后来,她似乎真的发了疯,整个儿消失了。J这才被当地的村民辗转送回。这个可怜的孩子回到我曾祖父身边后,仍然固执地保持着他那独处的习惯,既不学习,也不到外面浪荡,更不和人交流。我曾祖父起先怀疑他是否遗传了母亲的疯癫,但请医生诊断后,发现他智力正常,只是由于从小远离文明,加上语言能力落后,稍有些迟滞罢了。他回来之后,便住在我曾祖父家的一间本用于修道的小房间内,足不出户,像幽灵一般生活在那个家里。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到最后,干脆就被大家忘了。那几卷册子,是他留下的唯一遗物。

我幼时曾缠着祖父问及那上头写着些什么,他告诉我不过就是一些没有意义的断章和乱序符号组合,因为J既没有使用阿拉伯文也没有使用西里尔字,很显然,由于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也没有读过书,J仅仅掌握了语言的发音,却没有学过文字,那些文字可能是他在他短暂的生命中少数真正感到孤独的时刻与自己的对话。这些手卷,当然也很快就被我遗忘了。

直到不久前,我遇到了一位从瑞典来的客人,赫定先生。他自称是一位地理学家,此番旅途是为了考察古丝绸之路,为了真正融入当地的文化,需要一身衣服,因此走进了我的店铺。这位先生着实知识广博,极富智慧。我们一见如故,选好了衣服,我便请他坐下来喝杯茶。我们从神学聊到历史,又从数学聊到艺术,还有世界各地的市井趣闻,人生见解之类。我们数次谈到兰波,感叹这位早逝的天才。实际上,主要是他在说,我在一旁聆听。我的妻子为我们端送餐饭,学徒代我处理生意,等我回过神来,已经过去了三个月。因为我的好奇心,让赫定先生在我家滞留了这么久,我感到十分过意不去,便挑了几身最好的衣裳赠予他,这才起身送他出门。实际上,我那时心中挽留可惜之情倒是大于愧疚之意的。

出于对这位知识和智慧几倍于我的先生的尊崇,加之我自身确乃资质平庸之辈,大约是谈话间我不自觉流露的自惭,让这位先生产生了什么误解,在我起身准备与他告别时,他突然安慰我道,“语言并不是什么问题。”

“什么意思?”我问。

“有关您那位精通数门语言的祖父,毫无疑问,他的确是个聪明人。但是眼下,语言已经不构成什么问题了。”赫定先生说完,便从衣领深处靠近喉结的位置取下了一枚小小的圆形装置,那枚装置做得相当精巧,能够灵活地佩戴在身上,那时天气尚寒,赫定先生穿着高领厚实的衣服,因此我一直没有觉察他佩戴的这件饰物。

他将那个装置给我,又冲我说了一句什么,我没能领会,还以为是他语速过快的缘故,低头去看那块装置,只见中央是一片圆形的玻璃透镜,他继续说话,我仍然听不明白,等按照他的示意将那块装置如样佩戴在身上,他的声音才像戴上了眼镜的近视患者眼前的世界一样,突然清晰了起来。我听懂他在说什么了!

紧接着我又糊涂了。这可真奇怪不是么?在这之前我与赫定先生一直能够畅通无碍地交流,起先我说的是俄语——因为见他是外国人,我想俄语应当更有可能被他听懂,后来我和学徒用乌兹别克斯坦语说话的时候,发现赫定先生也能听懂,这才改用乌兹别克斯坦语跟他交流。我想赫定先生既然是一位如此见多识广的地理学家,精通几门语言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可刚刚,当他拿下那块玻璃透镜装置的时候,说的分明是一门我不懂的语言。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赫定先生笑了,“请您原谅,不是我存心想要愚弄您。而是……我其实从来就只会讲一门语言,那就是我的母语瑞典语。在语言能力这方面,我恐怕连您也不如呢。”

我呆滞了片刻,想张口说话却一时不知道用什么语。赫定先生似乎看出了我的窘境,眨了眨眼睛说:“请您放心,就像原先那样跟我说话就行,不管您说什么我都可以听懂。”

我这才磕磕绊绊地像是头一次学会说话的婴儿那样张口问:“我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这块透镜的作用。”赫定先生指着佩戴在我身上的那个装置说,“这是一块全语言透镜。它能够让我们之间的沟通畅通无阻。”

“透镜?”尽管赫定先生在这三个月内已经让我无数次对他吐露出的新鲜事物发出惊叹,但这件事还是让我感到自己触碰到了某种理解力的边界,“您说的透镜,就是像放大镜的镜片或是眼镜的镜片那样的东西?”

“本质上类似。您说的是通常大家知道的凹面镜或凸面镜,但我们可以通过对于一块透镜的纹理更加精准的控制和调整,去改变它对光学材料的接收灵敏度,甚至建立一个透镜系统。譬如著名的菲涅尔透镜。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不用停留太久。因为这一块透镜,处理的并非光线,而是语言。”

我试着努力用我那不多的常识理解他的话:“您的意思是,这块透镜处理的是……声音?”

“这是个好问题!”赫定先生赞许地看着我,“您触及到了语言的本质。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语言究竟是什么?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语言现象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言语系统,它是人类全部言语活动的总和,既包括个人的也包括社会的,既是心理的也是物理的,是一个混杂的系统;第二是言语,这是指完全属于个人性质的言语活动,只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组合,就像您学会了一套语言后对其的使用;第三是语言,语言是言语系统中那个独立于个人存在的部分,是完全社会的部分,仅仅凭借社会成员间的契约存在,是潜存在一群人脑子里的语法体系……哎呀!我说的怕是太复杂了。让我们忘了这些枯燥的术语吧。总而言之,您需要知道的就是,索绪尔认为,在各式各样的语言之间,其实都蕴藏着某种共同的规则,这些规则和文化、历史、政治、地理都无关,是语言的普遍整体法则。”

他说的话其实大部分我都没有听懂,只有最后一部分隐约有些明白:“语言的普遍整体法则?”

“您不妨设想一下,这就像我和您虽然用的不是一套语言,但是当我们指着这杯茶说出一个词的时候,我们都明白对方指的是这杯茶。我们的语言中都有表示你我的人称代词,有动词,有名词……这些法则的建立不是偶然发展出来的,而是一种必然的结构性效应。”

在赫定先生的循循善诱下,我总算理解了一些现代语言学的观念,“那么,这块透镜……”

“它正是基于这种语言的普遍性法则被发明出来的,看上去它是一块透镜,实际上所用的材料并不是玻璃,处理的也并非仅仅是电磁波或机械波……这背后的技艺,我恐怕无法告诉您,但是,它能够使人透过它听懂世界上的所有语言,也能使得‘穿过’它的语言被任何人理解。”

“我明白了。就像是……一个全语言翻译机器?”我说。

“您完全可以这样理解。”

我看出赫定先生只打算跟我说到这个层面为止,即便这样,我也已经心满意足。我小心翼翼地卸下那块透镜,交还到赫定先生手上,又看着他将它佩戴在自己身上。原本我以为我们的会面将到此为止,可就在我准备送赫定先生出门之时,我鬼使神差般地想到了我祖父那位同父异母的弟弟,J。

“不好意思,赫定先生,我想再多问一句,既然您提到它针对的是语言的总体规律,那么我想它不仅能够听懂别人的语言,也能够看懂别人的文字?”

“是的,您说的没错。”

我便让赫定先生留步,迅速去找出了祖父留下的那个箱子,将J留下的那几卷手稿取出,跟赫定先生说明了一下情况,“我一直都很好奇这些手稿写的究竟是什么。”在此之前我从未和赫定先生提及我的这位亲戚,待听我简单介绍完J的生平,以及这几卷手稿的来历后,赫定先生竟突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先于我而将那几卷手稿摊开来认真查看。我从未见过他有如此冒失的举止,在他阅读那几卷手稿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先是眉头紧锁,翻阅缓慢,继而脸色通红,额头冒汗,翻页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从那几卷手稿中走出来,激动地跟我说:“我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

“您找到了什么?”此时我也被赫定先生激起了好奇,J究竟写了什么让这位先生陷入如此的狂喜呢。

“这块全语言透镜,我之前跟您说,它折射出的是一种语言学的普遍规则,实际上我说的并不准确。语言只是符号的一部分,而符号,代表社会群体的普遍特征。这种特征的形成,人们并没有形成统一共识,索绪尔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认为它是社群结构中的个体彼此影响的结果,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存在一种客观存在的本质特征,使得它成为这样。这就像是进化论和创世论。”赫定先生此刻不再理会我是否能够听懂,自顾自地滔滔不绝。

“那么,这几卷手稿写了什么呢?”我终于忍不住问道。

“……不仅是语言如此。”赫定先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继续道,“我们之前不是好几次谈到兰波吗?当时您感慨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天才,年纪这样轻就写出如此伟大的诗篇,十九岁前便达到了自己的巅峰。就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些争论,您认为他一定是在更小的时候就受到了其他同样伟大的诗人的影响,我却倾向于认为这是某种先天的经验,是属于文学本质性特征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发现,后世的文学母题总还是最早的希腊神话那些……文学家们只不过在围绕同样一些东西打转。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这些主题、元素和形式被历史性地传承了下来,还是它们本就是文学的普遍性规则,它必将如此存在?”伴随他的论述,他开始不受控制地手舞足蹈起来。

“我想……我不知道。”我说,“因为谁都没法证明这一点,谁都无法证明兰波是仅凭自己创造了那些诗篇,还是通过部分的学习……”

“对对对!您真是聪慧过人。这正是重点所在,谁也无法证明。除非有一座文学上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赫定先生讲完这句便看着我,仿佛已经讲出了那个最关键的线索,见我没反应过来,才进一步提示道:“您祖父这位同父异母的弟弟,正是一座加拉帕戈斯群岛!”

“您是说……他留下的这些手稿,是可以与兰波媲美的文学作品?”我问。

赫定先生摇摇头,“不,不需要与兰波媲美。容我再做进一步说明吧。假使我们所说的普遍性规则不止是语言和文学,而是……”他突然看着我,“语言和文学,它们指向的其实都是一种更高级的东西。”

“您是说,思想?”我突然间顿悟般明白了他说的是什么,奇怪的是,当我闪电般冒出这个念头后,他说的所有话我都能够完完全全地理解,像是打通了大脑的所有神经,我拥有了和赫定先生同等的智慧。

“正是如此!”赫定先生瞧着我的神色间充满了喜悦,“甚至不只是思想。物理学界一直在寻找一种可以兼容现在所发现的一切科学现象的理论,他们叫它万物至理。艺术、科学、思想……所有的一切都应当有一个可以容纳包括万事万物的普遍性真理,那才是我发明这块透镜所要证明的东西。这块透镜,真正折射出的正是万物至理。为了证明这一点,我需要的是一个一般等价物。而现在,我找到了。”他平静地将那几卷手稿递过来,“您祖父的弟弟留下的手稿,虽然文字简陋,但他使用这些自己发明的符号,表达了世界上最为优美的真理,那便是世上一切问题的答案。”说完这句话,赫定先生便缓缓地阖上眼睛,再也没有醒来。

尽管已经明了赫定先生的意思,我仍取下那块透镜,去查看那些手稿是否真如赫定先生所言。只一眼,便明白赫定先生为何离世,那理由同兰波十九岁便退出文坛时一样,因为他相信他已实现了他能做的一切。

而现在,我将这一切呈现在诸位面前,相信您通过手中的这块透镜,读到这里,也已经领悟了所有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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